，二十二层高的新古典**建筑，花岗岩外墙在晨光中泛着冷冽的光泽。大门口两尊青铜狮子张牙舞爪，踏着绣球，眼神睥睨着来往行人。这里是金钱的庙宇，权力的圣殿，每一个进出的人都行色匆匆，脸上带着某种相似的、紧绷的神情。，看着那些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、穿旗袍或洋装的女人，像潮水一样涌入那扇旋转玻璃门。她今天特意穿了件素净的靛青色旗袍，料子是普通的棉布，只在领口绣了几朵浅色兰花。头发挽成简洁的发髻，用一根木簪固定。没有戴任何首饰，除了手腕上母亲硬要她戴上的那只成色普通的玉镯。，也不想显得太寒酸。在这座城市里，体面是一种武器，也是一种护甲。。倾容穿过马路，踏上大理石台阶。旋转门将她吞进去，又吐出来。大堂挑高至少有四层楼，穹顶绘着西洋神话壁画，水晶吊灯即使白天也亮着几盏，光线经过无数切面的折射，洒下细碎的金斑。空气里有纸张、墨水、地板蜡和淡淡雪茄混合的气味——一种属于金钱与权力的独特气味。“小姐，请问**什么业务？”穿制服的门童拦住她，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，眼神却在她朴素的衣着上快速扫过。：“我与顾先生有约。”，表情立刻恭敬了三分：“顾董事在三楼信托部。请这边走，电梯在右侧。”，开电梯的是个穿制服的老伯，动作缓慢而精确。栅栏合上时发出清脆的“咔哒”声，电梯缓缓上升，透过栅栏可以看见一层层楼面像书页一样翻过。三楼到了，电梯门打开，眼前是一条铺着深红色地毯的长廊，两侧是厚重的胡桃木门，门上有烫金的房间号。
信托部在走廊尽头。倾容推开门，里面是一个宽敞的接待室，深色木质家具，绿色丝绒沙发，墙上挂着几幅水墨山水。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职员坐在办公桌后，正低头写着什么。

“**，我姓沈，与顾先生约了十点。”倾容说。

男职员抬起头，推了推眼镜：“沈倾容小姐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请稍等，我通知顾先生。”他拿起电话，拨了内线号码，低声说了几句，然后挂断，“顾先生请您直接去他办公室。出门右转，最里面那间。”

顾怀城的办公室在三楼走廊的另一端，门牌上只有简单的“董事办公室”几个字。倾容敲门，里面传来平静的声音：“请进。”

办公室比想象中简洁。一张巨大的红木办公桌，桌面上除了台灯、笔筒、几份文件，几乎空无一物。两侧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架，摆满了精装书，大多是英文经济著作和法律典籍。靠窗的位置摆着一组沙发和茶几，茶几上放着一套紫砂茶具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挂着的一幅字，瘦金体写着四个字：静水流深。

顾怀城从办公桌后站起身。他今天穿了件浅灰色西装，没打领带，白衬衫领口敞开一粒扣子，看起来比昨晚在舞厅里少了几分正式，多了几分随意。

“沈小姐很准时。”他说，指了指沙发，“请坐。”

倾容在沙发一端坐下，脊背挺直。顾怀城在她对面坐下，按了桌边的铃。不一会儿，一个穿旗袍的女秘书端着茶盘进来，轻轻放下两杯茶，又悄无声息地退出去。

“碧螺春，希望合沈小姐口味。”顾怀城将一杯茶推到她面前。

“谢谢。”倾容端起茶杯，浅啜一口。茶香清雅，是上好的春茶。

顾怀城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个文件夹，翻开：“关于令尊的信托，文件都在这里。按照条款，您需要在这些地方签字。”他将文件夹推到她面前，又递上一支钢笔。

倾容接过钢笔，开始浏览文件。都是标准的法律文书，密密麻麻的条款，信托金额确实是五万大洋，年息百分之五，每季度支付一次。受益人是她和弟弟倾尧，保管人原为王守恒**。在变更保管人的那一栏，已经填上了一个新名字：周叙仁。

“周叙仁**是华丰的常年法律顾问，信誉可靠。”顾怀城解释，“如果您没有异议，签字后，下个季度——也就是十二月初——您就可以领取第一笔利息，六百二十五大洋。”

倾容拿起笔，在指定位置签下自已的名字。沈倾容，三个字写得端端正正，像她这个人一样，不肯有半点潦草。

“还需要我母亲签字吗？”她问。

“理论上需要，但您是成年受益人，可以先签署主要文件。监护人确认的部分，可以后续补签。”顾怀城合上文件夹，“另外，按照流程，我们需要核对您的身份文件。”

倾容从手袋里取出户口本和父亲的**证明复印件。顾怀城接过，仔细看了片刻，点点头：“可以了。”他将文件递还给她，然后从西装内袋取出一个信封，“这是信托凭证的副本，您收好。”

倾容接过信封，厚实的纸张握在手里，有种不真实的重量。六百二十五大洋，足够支付家里三个月的开销。她不用再看着母亲偷偷变卖首饰，不用再担心弟弟下学期的学费。

“顾先生，”她抬起头，“我想知道，为什么是我？昨晚在仙乐斯，您完全不必告诉我这些。”

顾怀城端起茶杯，没有立刻回答。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，在他脸上投下明暗相间的条纹。他摘下眼镜，用绒布轻轻擦拭镜片，这个动作让他看起来少了些 *ankers 的锐利，多了些书卷气。

“沈小姐，”他重新戴上眼镜，“令尊在世时，与华丰有过不少业务往来。他是个正直的商人，即使生意失败，也从未拖欠过银行一分钱。这样的人，在如今的云港不多见了。”

“就因为这个？”

“还因为，”顾怀城顿了顿，“那笔信托设立的日期，很有意思。”

倾容等待他说下去。

“三年前，**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。”顾怀城看着她的眼睛，“沈小姐可记得那天是什么日子？”

倾容努力回忆。三年前……一九三四年。九月，秋天。那年她二十岁，还在女子师范读书。九月十五日……

“那天晚上，云港下了很大的雨。”顾怀城替她说下去，“黄浦江水位暴涨，外滩一带淹了水。但更重要的是，那天南京方面**了《白银国有令》，要求所有民间白银必须在三个月内兑换法币。消息传到云港，市面大乱，银元黑市价格一天之内涨了三成。”

倾容想起来了。那天她放学回家，看见父亲在书房里，对着一堆账本发呆。母亲在客厅里焦急地走来走去，说家里的银元该不该去换。后来雨下大了，雷电交加，整夜未停。

“令尊在那天下午来到华丰，设立了这笔信托。”顾怀城说，“用的不是银元，也不是法币，而是美元。五万美金，按当天汇率折合五万大洋。他很清醒，知道白银国有之后，法币会贬值，银元会被收缴。所以他选择了最稳妥的方式，为子女留下了这笔钱。”

倾容握紧了茶杯。她想起父亲最后那几年，总是皱着眉头，很少笑。丝厂火灾后，他几乎一夜白头。她以为父亲是被失败击垮了，现在才知道，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，他还在为她和她弟弟谋划未来。

“他为什么……不告诉我们？”她的声音有些发涩。

“可能是不想给你们希望，又让你们失望。”顾怀城说得很慢，“信托条款里有一条：如果沈家产业能够起死回生，这笔钱可以继续封存；如果彻底败落，才开始支付利息。令尊大概想靠自已的力量东山再起，只可惜……”

他没说完，但意思很清楚。父亲没能东山再起，他在失败和病痛中走了，留下这个最后的礼物。

办公室里很安静，只有远处街上传来的隐隐车马声。阳光移动了一寸，落在茶几上，茶杯里的茶叶在光柱中缓缓下沉。

“顾先生，”倾容忽然问，“您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？三年前的一个普通工作日，一位普通客户的信托业务。”

顾怀城看着她，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、难以捉摸的笑。

“因为那天是我亲手办的。”他说，“我当时刚回云港不久，在信托部做副理。沈先生是我接待的第一个大额信托客户。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‘年轻人，这世道，钱要放在可靠的地方。’”

他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他还说，如果有一天他来取钱，希望我已经不在这个位置上了——意思是，希望我高升了。”

倾容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父亲和她印象中那个严肃古板的形象有些不同，他会说这样的话，会做这样的事。而她对此一无所知。

“所以，”顾怀城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背对着她，“昨晚在仙乐斯看到你，我就在想，沈景明的女儿，不应该坐在那里，陪李德海那样的人跳舞。”

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个事实。可这句话里的某种东西，让倾容的心轻轻一颤。

“那我应该坐在哪里？”她听见自已问。

顾怀城转过身，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，给他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边，脸上的表情却隐在阴影里。

“沈小姐会画画，对吗？”他忽然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。

倾容怔了怔：“小时候学过，已经很多年没画了。”

“今天下午三点，霞飞路上的‘云间画廊’有个画展开幕，是一位法国画家的水彩展。”顾怀城走回办公桌，从抽屉里取出两张请柬，“我多了一张请柬。如果沈小姐有兴趣，可以去看看。”

他将请柬放在茶几上，推到倾容面前。请柬是米白色的卡纸，边缘烫金，上面用法文和中文写着画展信息。

倾容看着那张请柬，又抬头看顾怀城。他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仿佛这只是一个随意的邀请，就像随手送出一张多余的戏票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又问了一次。

这次顾怀城笑了，真正的笑，虽然很浅，但眼角的细纹舒展了一些。

“沈小姐问题很多。”他说，“就当是……我对老客户的一点心意。况且，艺术总比仙乐斯更适合你。”

倾容拿起请柬。纸张很厚实，握在手里，和那张名片一样有分量。

“谢谢。”她说，站起身，“那我先告辞了。”

顾怀城没有送她到门口，只是站在原地，微微颔首：“下午见。”

走出华丰银行大厦时，已经快十一点了。阳光正好，街上车水马龙，报童挥舞着报纸大声叫卖：“看报看报！日军在丰台演习，华北局势紧张！”行人匆匆，有人停下来买报，有人漠不关心地走过。

倾容站在台阶上，手里紧紧握着那个装信托凭证的信封，还有那张画展请柬。风吹过来，扬起她鬓边几缕碎发。她抬头看了看这座二十二层的大厦，玻璃窗反射着阳光，像无数只冰冷的眼睛。

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为她留下了一条退路。而顾怀城，这个她昨晚还觉得傲慢冷漠的男人，今天却给了她另一个选择。

仙乐斯，还是画廊？

李德海，还是……

她摇摇头，把这个念头甩开。顾怀城是什么人？华丰银行的董事，与***谈笑风生的灰色绅士。他做这些，也许只是一时兴起，也许有别的目的。她不能天真。

可是，那张画展请柬在手里，实实在在的。

倾容走**阶，汇入人流。她决定先回家，告诉母亲信托的事。至于下午去不去画展……到时候再说吧。

云间画廊在法租界的霞飞路上，这条街以咖啡馆、书店、画廊和时装店闻名，是云港的文艺地标。道路两旁种着法国梧桐，初秋时节，叶子开始泛黄，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影。

倾容还是上午那身靛青色旗袍，外面加了件米白色针织开衫。她三点整到达画廊门口，有些犹豫。请柬上说画展开幕式是三点到五点，她现在来，不算太早，也不算太晚。

画廊是一栋两层的老洋房改造的，白色外墙，黑色铁艺阳台，爬满了常春藤。门口立着画展的海报，一位法国画家的名字：让·杜波瓦。水彩风景画，主题是“东方印象”。

倾容走进门。一楼展厅已经有不少人，大多是穿着考究的绅士淑女，端着酒杯，低声交谈。空气里有香槟、香水、还有油画颜料特有的气味。墙上挂着一幅幅水彩画，都是云港的风景：外滩的万国建筑群、城隍庙的九曲桥、苏州河上的乌篷船、弄堂里晾晒的衣裳……但在法国画家的笔下，这些熟悉的景象都蒙上了一层异域的、梦幻的色彩。

“沈小姐来了。”

倾容转过身。顾怀城站在她身后不远处，手里端着一杯香槟。他今天换了身打扮，深蓝色休闲西装，没系领带，衬衫领口随意敞开，看起来比在银行里松弛许多。

“顾先生。”倾容点头致意。

“觉得画怎么样？”顾怀城走到她身边，和她并肩看着眼前的一幅画。画的是黄昏时分的黄浦江，江水被夕阳染成金红色，江面上的船只变成黑色的剪影，天空有绚烂的晚霞。

“颜色很大胆。”倾容说，“真实的黄浦江黄昏，没有这么浓烈的色彩。”

“艺术从来不是**现实，而是表达感受。”顾怀城喝了口香槟，“杜波瓦第一次来东方，被这里的色彩震撼了。他说在欧洲，色彩是克制的；在这里，色彩是奔放的、野蛮的、有生命力的。”

倾容仔细看着那幅画。确实，颜料涂抹得很厚，有些地方甚至用了刮刀，制造出粗粝的质感。这不是她熟悉的中国水墨画的含蓄留白，而是一种直白的、汹涌的情感表达。

“沈小姐学过西画吗？”顾怀城问。

“小时候学过一点素描和水彩，老师是父亲请的一位白俄画家。”倾容说，“后来家里……就没再学了。”

“可惜。”顾怀城说，“那边有几幅素描速写，倒是很见功底。”

他引着她走到展厅的另一侧。这里挂着几幅铅笔素描，都是街头速写：拉黄包车的车夫、卖花的阿婆、趴在窗台上发呆的孩子、石库门里并肩走着的母女……线条简洁流畅，捕捉的都是瞬间的神态。

“这些倒是真实。”倾容轻声说。

“因为素描来不及修饰，只能捕捉本质。”顾怀城看着她，“就像沈小姐昨晚在仙乐斯，虽然穿着旗袍端着香槟，但眼神里的东西，和这些画里的人没什么不同。”

倾容心头一震，转头看他。顾怀城也正看着她，镜片后的眼睛很平静，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。

“顾先生是在讽刺我吗？”她问，语气里不自觉带上了一点防卫。

“不，是欣赏。”顾怀城转身，从经过的侍者托盘上又取了一杯香槟，递给她，“在这个人人都戴面具的城市里，还能在眼睛里保留一点真实的人，不多了。”

倾容接过酒杯，没有喝。她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。顾怀城的话总是这样，听起来像是赞美，又像是某种试探，让她捉摸不透。

“顾先生，”她换了个话题，“您经常来看画展吗？”

“偶尔。艺术是很好的调剂，尤其是在做多了数字和合同之后。”顾怀城带着她慢慢在展厅里走动，“而画画廊是个有趣的地方，你能在这里遇到各种各样的人——真正的艺术爱好者，附庸风雅的暴发户，寻找投资机会的收藏家，还有……”

他顿了顿，用酒杯虚指了一下展厅角落：“还有借艺术之名谈**的人。”

倾容顺着他的目光看去。角落里站着几个男人，正在低声交谈。***一个她认得，是经常在报上写时评的教授，以激进爱国言论闻名。另外几个看起来像是学生模样，神情激动。

“他们在说什么？”她下意识问。

“无非是国难当头，艺术应该为救国服务之类。”顾怀城的语气里听不出情绪，“杜波瓦先生恐怕没想到，他的水彩画会引发这样的讨论。”

“您不认同？”倾容敏锐地察觉到他话里的一丝疏离。

顾怀城沉默了片刻。他们走到一扇落地窗前，窗外是个小庭院，种着几株竹子，在风里轻轻摇曳。

“我认同艺术应该关注现实。”他说得很慢，“但我不认同非此即彼的判断——要么风花雪月，要么救国救亡。人生不是这么简单的。”

他看着窗外，侧脸的线条在光里显得有些冷硬。

“就像这座云港，一边是租界里的舞厅、画廊、咖啡馆，一边是闸北的工厂、棚户、贫民窟。它们是同时存在的，你不能假装看不见任何一边，但也不能因为一边就否定另一边。”他转回头，看向倾容，“沈小姐觉得呢？”

这个问题抛过来，倾容措手不及。她想了想，谨慎地说：“我只知道，如果连饭都吃不饱，是没心思看画的。”

顾怀城笑了，这次是真的笑，眼角漾起细细的纹路。

“很实在的回答。”他说，“所以沈小姐昨晚去仙乐斯，是为了吃饱饭？”

话题又绕了回来。倾容握紧了酒杯，香槟的气泡在杯壁上升腾、炸裂。

“是。”她坦然承认，“家里需要钱，我需要找一条出路。李经理是母亲认为合适的出路。”

“那么现在呢？”顾怀城问，“有了那笔信托利息，沈小姐还需要寻找出路吗？”

倾容抬起头，直视他的眼睛：“利息只能解一时之急。坐吃山空，终究不是办法。”

“所以？”

“所以我还是需要一条路路。”倾容说，语气坚定起来，“但未必是李经理那样的出路。”

两人对视着。展厅里的喧哗、音乐、交谈声都退远了，只剩下他们之间这段安静的空气。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在两人之间的地板上投下一道明亮的光带，灰尘在光柱中飞舞。

顾怀城先移开了视线。他喝掉杯中最后一口香槟，将空杯放在窗台上。

“沈小姐会打字吗？”他忽然问。

倾容怔了怔：“会一点，但不快。”

“英文呢？”

“能读，能写，口语一般。”

“足够了。”顾怀城从西装内袋取出钢笔和一张名片——不是他自已的，是另一张，“下周一上午九点，去这个地址。华丰银行旗下有个慈善基金会，正在招一个文员，负责文件整理和对外联络。工作不累，薪水尚可，最重要的是……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看着倾容的眼睛：“在那里，你能看到这座城市的另一面。不只是仙乐斯，也不只是画廊。”

倾容接过名片。上面写着一个地址，在公共租界的北京路上，还有基金会名字：华丰社会公益基金会。

“为什么帮我？”这是她今天第三次问这个问题。

顾怀城没有立刻回答。他看向窗外，庭院里的竹子在风里沙沙作响，像在窃窃私语。

“三年前，你父亲来办信托时，问过我一个问题。”他的声音很低，像在回忆，“他问：‘顾先生，你说这世道，是变好还是变坏？’我当时年轻气盛，说当然是变好，铁路越修越多，工厂越开越多，**在现代化。”

他顿了顿，嘴角浮起一丝自嘲的笑。

“你父亲摇摇头，说：‘我只看我的儿女将来能不能活得比我轻松些。’”顾怀城转回头，看着倾容，“现在他走了，你坐在这里。我只是……想看看他能不能如愿。”

说完，他微微颔首：“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沈小姐可以慢慢看画。周一记得去面试。”

他转身离开，穿过展厅的人群，背影挺直，步伐从容。倾容站在原地，手里握着那张名片，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门口。

窗外的阳光移动了角度，落在她身上，暖洋洋的。展厅里，人们还在交谈，还在欣赏画作，香槟的气泡还在升腾。那幅黄昏黄浦江的水彩画就在她眼前，金红色的江水奔流不息，像是要涌出画框。

倾容忽然想起父亲书房里挂的一幅字，是祖父写的：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

她不懂顾怀城。他太复杂，太矛盾，像这座城市一样，光鲜亮丽的外表下，藏着无数暗流。但他的帮助是真实的，那张名片是真实的，周一的面试机会是真实的。

至于他的动机……也许就像他说的，只是想完成一个老客户的嘱托。也许有别的目的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比她原本要走的路，要好得多。

倾容将名片小心地收进手袋。她端起那杯一直没喝的香槟，轻轻抿了一口。气泡在**炸开，微甜，微涩，带着一种陌生的、属于成年世界的滋味。

她转身，继续看画。这次看得仔细了些，看那些色彩，那些线条，那些被法国画家捕捉下来的、这座城市的瞬间。

在展厅的另一端，那几位教授和学生还在激动地交谈。倾容听见只言片语：“国难当头……艺术家的责任……唤醒民众……”

她想起顾怀城的话：人生不是非此即彼的。

也许他是对的。也许在这座复杂得令人困惑的城市里，人需要学会同时看见舞厅和贫民窟，学会在端起香槟的时候，也不忘记窗外的风声。

窗外的风声里，已经有冬天的预兆了。而这一年的冬天，注定不会太平静。

倾容放下空酒杯，走出画廊。霞飞路上，梧桐叶在风里翻飞，像无数金色的蝴蝶。她抬头看了看天空，是那种秋日特有的、清澈的蓝。

周一，北京路，华丰社会公益基金会。

她决定去。